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教务处处长张凤宝指出,加强耕地保护和利用,对于改善区域空气质量、防治大气污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建议,为改善京津冀地区的空气质量,要保护好耕地资源,同时发挥好耕地资源的生态作用,保持耕地上全年植被常绿,促使农民开展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度,并选择一些耐旱植物进行轮耕。

今年全国两会,民建中央通过对浙江、吉林、湖北等地调研,准备了一份加快培育新生中小城市的提案。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蔡玲介绍:“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必须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以提升质量、增加数量为方向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关键要在改革落地上取得新突破。”

全国政协委员董配永近两年的几份两会重点提案均围绕耕地及黑土地。今年他再次呼吁,要明确保护的责任主体,落实法律责任,严格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建立数据库,严管严控,扎紧耕地保护的“篱笆”。

着力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凸显耕地的多种功能,是新时期耕地保护的新使命新要求。

在很多代表委员的眼里,有效保护耕地尤其是划定永久基本农田,防止城市粗放式、摊大饼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优化空间格局、倒逼城市转型发展、推动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互促共进的“利器”。

以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要在改革发展中加速转型,这是上下一致的共识。因此,在很多代表委员的眼里,有效保护耕地尤其是划定永久基本农田,防止城市粗放式、摊大饼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优化空间格局、倒逼城市转型发展、推动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互促共进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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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党中央也提交了多份关于这一话题的提案。对于防止农业灌溉用水对基本农田土壤污染问题,农工党中央建议:一要明确监管职责,建立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数据信息共享机制,协同做好对污水灌溉农田的监管;二要尽快对基本农田环境质量状况进行摸底调查,科学保护;三要进一步加强对未污染和微污染农田取用河水灌溉的监管。同时,农工党中央还提交了《加快完善土壤污染防治基本法律制度的建议》,积极推动“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工作,实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从末端治理向全程控制的转变,构建“多元共治”管理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谢德体建议,将土地整治、耕地质量提升作为农业可持续发展重大战略,提高全社会对耕地质量的重视和投入。政府作为土地整治、耕地质量提升的第一责任主体,应该将各种资源进行集成配置,建立完善的市场化运行机制,调动各相关主体的积极性,形成合力。

以建设促保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农村发展培育新动能

全国政协委员、营口市副市长高炜建议,当前迫切需要制定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耕地保护专项法律,让耕地保护的法律武器更精准、更有威力。

全国两会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委员们高度关注、积极参与,围绕新时期的耕地保护建言献策。比如,如何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夯实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基础,更好地发挥耕地的多重效益?如何多措并举地保护好耕地资源,推动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互促共进?如何让耕地保护在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重大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让农业更强、农民更富、农村更美?对此,他们纷纷献出良言妙计。

“我们必须把土地整治作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重大工程来抓。”全国政协常委、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曹卫星近日表示。

安徽省以代表团名义向大会提交的18件建议中,有关防治“田间地头”污染的建议就有2件,分别是《关于粮食主产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建议》和《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建议》。安徽代表团建议,加大中央财政对安徽等粮食主产区蔬菜标准园、观光农业园、特色农业园等高效农业发展支持力度,促进主产区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业效益;加快肥料管理和耕地质量保护立法进程,规范肥料的生产、经营和使用;明确耕地质量保护的责任和措施,加大耕地质量保护的资金投入。

如何抢救“生病”的土地,也是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致力于土壤污染治理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南永清环保集团董事长刘正军,也开出了“药方”:要抓紧制定和完善污染防治、土地管理、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法律法规,加强土壤环境监测、调查评估、风险管控、治理与修复等技术规范标准制定工作,提高行业准入门槛,避免环保企业间恶性竞争。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看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大的红利是盘活农村土地资源,这将为国内充裕资本找到新的投资空间,形成“三农”发展的巨大新动能,并为去产能、去库存开辟巨大市场空间。全国政协委员、着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也同样感受到大量新的红利和动力正在涌现。他通过调研发现,农村土地确权后,农村出现了大批“城归”,农民正在积极学习如何管好家庭农场和土地。

曹卫星介绍,“十二五”时期,全国通过土地整治建成的高标准农田约占全国总数的60%,整治后的农田产出率普遍提高10%-20%,全国因此新增粮食产能约370亿公斤。而土地整治每投资1万元,直接拉动社会投资2.28万元。以建设促保护具有“1+N”综合效益,通过对田、水、路、林、村实施综合整治,有利于夯实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促进农业转型发展、新农村建设、生态环境治理,助推扶贫攻坚等。

“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是最大的‘短板’。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厚植农村经济发展根基,才能让‘产出高起来’,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质的改变。”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凉山州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阿什老轨指出。

本报记者高文

致力于土壤污染治理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南永清环保集团董事长刘正军也开出了“药方”:要抓紧制定和完善污染防治、土地管理、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法律法规,加强土壤环境监测、调查评估、风险管控、治理与修复等技术规范标准制定工作,提高行业准入门槛,避免环保企业间恶性竞争。

“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中央对于耕地保护的这一新定位新要求,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引起了特别关注。围绕如何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代表委员积极建言献策。

民进中央在《关于加强土地流转非农化监管的提案》中提出,在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同时,也要防范土地流转的“非农化”“非粮化”,将工商资本企业“下乡圈地”、流转土地“毁约弃耕”、以土地流转为名“融资诈骗”等问题作为监督重点。

让耕地保护政策更加精准有力,无疑需要处理好耕地保护与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互促发展的关系。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教务处处长张凤宝指出,能够直接或间接改良区域生态环境、改善区域人地关系的用地均为生态用地。因此,加强耕地保护和利用,对于改善区域空气质量、防治大气污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建议,为改善京津冀地区的空气质量,要保护好耕地资源,同时发挥好耕地资源的生态作用,保持耕地上全年植被常绿,促使农民开展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度,并选择一些耐旱植物进行轮耕。